教育呼唤社会公正 
教育呼唤社会公正
——从一所中学的历程引发的对教育资源合理分配与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些思考

广西南宁市第一中学 老 秦

  一所曾经声名显赫的中学,经过十年内乱之后,逐渐衰微了,以至于曾经几乎变成南宁市最为声名狼藉的学校之一。于是很多责难铺天盖地而来:不思进取啦,管理不力啦……能体谅一点的也就说文革破坏啦,生源不好啦,环境太差啦等等。直到这所学校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获得了进展,最近“闯”进了首批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立项建设学校的圈子,还听到有个别兄弟学校的领导冷冷地说:这所学校“有什么资格当示范性高中”?
  南宁一中的领导和老师曾经经历过而且现在还在经受着这样的精神痛苦。他们用双倍的精力工作,享受的只有一些条件优裕的学校的同行们一半的报酬,往往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大家憋住一口气,咬着牙,拽着历史的重负向上爬行,这中间有人日夜操劳付出透支生命的沉重代价,有人忍着心头的伤痛落荒而逃,更多的人奋力用并不粗犷的肩膀扛起这个百孔千疮的方舟,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希望扭转学校的命运。
  当初是南宁一中咎由自取走向衰落的吗?为什么一中附近的几所中学情况都差不多?历来有很多说法,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一种说法得到过科学的论证从而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假如我们秉承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走近一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所历史名校历经的沧桑,可以清晰地看见她的痛苦和欣慰。
  南宁一中地处永新区,座落在云亭街北端,与交通主干道的连接处是人民西路和新阳路的接合部,应该说处于南宁市旧城区的中心地段。她西临至今仍然异味逼人的朝阳溪;北面是南宁市生产“铁鸟”名牌酱油的南宁酱料厂,酱料厂生产任务不饱满,车间大部一片荒凉,但是依然矗立在居民密集区并紧挨校园的大烟囱几乎每天喷出滚滚煤烟,如果遇到北风或偏北风,校园里就弥漫着一股很重的硫化合物气味,南宁一中历届城区人大代表(含笔者)提了多少个提案,可是至少十数年来污染情况始终未能解决;学校东面是南宁市有名的“金三角” 之一“三坊街”(人们戏称社会生活质量较低、社会阴暗现象较多的3个社区为“金三角”,还有两个是水街和边阳街,三坊街的学生过去多半分配到一中和二十七中就读,二十七中在艰难中挣扎10余年以后撤销,以后原就读于该校的学生改到一中和五中就读,水街的学生过去多半分配到一中就读,边阳街的学生多半分配到二十五中和十五中就读),所幸三坊街现在已经着手拆迁改造,老街区大部分已经拆为平地,居民生活和居民成分也许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南面是云亭街和新阳路一带的散户居民,过去叫做“劳动人民”,因以从事个体简单劳动为生,如打麻纲、拉板车、装卸搬运等等,现在打麻纲的已经没有了,沿街很多居民利用他们的住房做木材和其他建材生意,只是“劳动人民”这一定义已经明显不科学了(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来称代这一个阶层,也许可以称为“基层普通劳动者”吧),但是这个社会群体无论从生活水平、政治态度、生活哲理、价值观念还是气质风度来说,与主流社会(感谢发明使用这个概念的人)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或者说他们这些方面的素质与主流社会不容易同步,往往形成一定的交角。他们的子女原来有一部分在南宁七中上学,但是自从南宁七中脱离普通教育改办职业高中(现名南宁一职中)以后,这些孩子大部分也压向了南宁一中。加上后来二十七中的部分学生分流到一中,一中就这样掮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前行。
  笔者曾到南宁市新城区一所热点学校听初一年级的语文课,那节课是上吴晗的《谈骨气》,几位学生轮流朗读课文,朗读皆有可观之处,朗读后学生评价朗读水平,一小女孩举手评论一男孩在朗读到课文所引用的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显得过于柔弱,“不像文天祥,倒像李清照了”(小女孩原话),听课的老师均认为评价得好。但是,单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课内对文天祥和李清照作品阅读的积累就大多数学生来说不到能够归纳出二人作品风格差异的程度(至少教学大纲无此要求),而学生能够出此相对其年龄来说不可多得的评论,当是课堂以外所得,或得自阅读,或得自父母,或得自环境;而在另一个国际交流场合,笔者获悉该校有数十学生在初中阶段英语已经过了四级,不禁为这些学生父母们的良苦用心感动。能够提供丰富教育因素的土壤,按常理应当来自稳定的经济生活(就在给这篇文章定稿的当天,笔者晚上19时多路过新城区民族大道旁一所热点学校,适逢该校学生军训归来,停留在路边接孩子的两长溜数十辆小汽车造成了严重交通阻塞,给这种经济生活写下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注脚)、主流社会的意识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孩子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生活环境的社会教育资源背景在本地居于优势地位则是不争的事实。
  南宁市充满城市平民(这个概念不够准确,但是只是用以跟充满区直机关大院的新城区作比较)的永新区的孩子们没有这么幸运,在他们每天活动的半径范围内,基本上是“穷街陋巷”(旧民谣曰:“穷街陋巷出刁民。”),不少作坊似的小企业挣扎求生,父母使用一切能够用得上的手段谋生,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压缩对孩子们的关爱,整个城区缺少文化设施(曾经数届人大代表提出至今也无法建设一家正式的电影院,虽开辟了新秀公园可是园中设施还相当简陋),长期(曾经大约连续10年之久)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没有一家经营高科技产品(比如电脑、复印机、传真机、手机等等)的商店,也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市场,曾经有过比较辉煌历史的“新万通”(现已“转业”,实际上可能就是“玩完”了)购物广场的副总曾对笔者说过这边居民的购买力水平比起新城区的“梦之岛”那边的居民差得太远了,南宁市“翰海”书店曾经在“新万通”3楼开了一家小分店,经营的图书很有文化品位,笔者曾经称赞书店经营者的文化眼光,但又同时预言这家书店无法长久坚持下去,因为这个社区缺乏这个文化层次的读者,而具有这个文化层次的读者又不具有持久购书的消费能力,果然该分店一年左右就不得不撤出了这个社区。
  笔者无意也无时间无能力考究造成城区之间经济生活差异的原因,但是城市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平衡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济生活的不平衡,必然造成文化生活的不平衡,而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不平衡,肯定会在教育方面反映出来。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分析,有人撰文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部分人群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按照托夫勒“三个浪潮”的概念,中国社会是三个浪潮并存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需求有可能产生比较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而“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中国改革》2002年第四期,林风文,《文摘报》摘要2002年5月19日总第1953期第六版头条摘要)其中教育资源的配置,往往会造成某些社会全局性的问题,尤其在教育投入不足的时候,有限教育资源的分配,就会成为一部分学校生死攸关的大事。
  这种不平衡,就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教育资源的配置,有些是政府行为(如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有些不是政府行为(如社区居民成分造就的一定的社区经济生活和文化氛围),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避免产生的结果,但是政府没有理由漠视这种差异,而应该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有时看起来是互相矛盾而有其合理性正当性的教育发展的要求进行妥善的协调。《南方周末》2002年5月16日载吴忠民文《社会政策的制定势在必行》称:“对于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又存在众多弱势群体的中国来说,社会政策更是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但是,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好像只要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是要想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并予以实施也就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体现社会公正,真正落实 同志“三个代表”的牵动千家万户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政策之一。
  南宁市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偏离南宁一中所在的社区,使得南宁一中及其周边学校不得不在教育资源的“低水位”条件下运作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及时的动力补充,学校不时地陷入恶性循环的不良状态,使得城区之间的教育水平距离不断拉大,如果任其发展,必将扩大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风的加剧(笔者亲眼看到一位老人领着该上初一本属于二十五中地段的孙女一定要一中校长收下,说他家情愿交借读费,要是不收他就要给校长跪下不起来),终将使一部分学校负担过重,而另一部分学校资源闲置,结果是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表面上“一碗水端平”,任由学校之间“自由竞争”,看起来最“公平”最容易操作,实际上等于默许了“马太效应”(圣经马太福音25章,“有者予之、无者夺之”),更有甚者还有意无意地增强这种效应。去年南宁一中获得了5万元码洋的图书购置款,笔者欢天喜地,因为在该校工作20余年,从未听说学校图书设备蒙此厚遇,但是后来有人告诉笔者,新城区某热点学校得的是10万元码洋,而且不止一年得到这样的拨款,这两所学校预算外收入相差数倍,于是笔者欣喜之余有点茫然。
  《文摘报》2000年7月30日第1768期《就近入学好不好》中提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另据2001年9月5日广州《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教育界政协委员指出,广州目前存在的择校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全市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差距拉大,引发“择校热潮”;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八十四中校长欧新权说,包括教学环境、教学设施、师资配备、资金等教育资源,广州市重点中学、等级学校与普通中学的差别在逐渐拉大,从而导致普通中学生源、师资、教学效果、社会信誉越来越差,恶性循环致使这些学校出现严重生存危机。为使孩子考上重点学校,家长想尽办法,引发重点学校学位紧张,连续引发重点学校收取高额择校费,一般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公平教育无从谈起。
  又据2002年3月11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宣武区有中小学近百所,但布局呈“东重西轻”。位于东部的师大附中、15中、回民中学、北京小学、实验一小等,使东部居民子女能够接受优质基础教育,但西部广安门外地区几乎没有一所重点学校,居民子女就近接受良好教育受到限制。……日前,区教委出台关于调整中小学结构布局的意见,重点解决学校布局和优质教育资源东重西轻,办学条件及办学水平差距较大,部分学校规模场地和建筑面积不达标等问题。宣武区还将在每个新建小区建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普通高中(含完全中学)调整到12所左右,年招生低于4个班的普通高中将予撤消或改办成初中。示范高中年招生规模达到12个班以上。到2010年要使70%以上普通高中的新生,进入以示范高中为主体的优质高中就读。据悉,通过结构调整,今年宣武区小学升入高质量初中的学生将达到70%;初中应届毕业生将有招生计划的60%升入声誉较好的普通高中校。2002年4月19《中国教育报》记者刘华蓉报道: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中学和北京四中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是办学条件却有天壤之别。西四中学的教师们说起四中来总说:没法比。西四中学一年的办学经费包括离退休教师工资93万元在内,只有300万元多一点,去年的办公经费只有33万元。而在北京四中,这点钱连零头都不够,经费和硬件上的差距必然带来软件的差异,大多数“好学校”能够吸引好师资,“差学校”则面临如何留住优秀教师的挑战。西四中学焦元顺校长惋惜地告诉记者,一名姓周的教师很优秀,对学校感情也很深,可是前不久却跳槽到了另一所学校,仅仅因为月工资比这里多三四百元。
  从广州、北京的情况看,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确实存在,南宁一中“文化大革命”以后遭受厄运也不足为奇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按地段招生,可是整个南宁市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悄无声息地向城东移动,城西地区只剩下一批多半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的中小企业,还有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再也无法轻易赚到高额利润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他们的子女不容易到城东区就读,大部分就留在了永新区。据粗略统计,2001年南宁一中按地段入学的初一年级新生,71%属于个体工商户或者干脆就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单位,这个比例最高的班达到94%,这在新城区或者别的城区的大部分学校里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父母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还有他们的社会存在在他们意识言行方面造成的影响对子女一点影响都没有,决不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然,从事个体劳动的居民们并不希望过不稳定的生活,他们实际上也向往主流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孩子本身也没有错,可是当他们从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家庭以及社区环境当中学会了恃强凌弱、江湖义气、嘲弄权威、无视秩序、表里不一、粗言烂语等等陋习并且常常因此引发现实生活当中的矛盾的时候,我们的教育还能够浪漫得起来,还能够潇洒得起来吗?笔者班上曾有一个学生在高中入学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障碍,这个孩子从小学起就学业、表现双优,但是善良的父母因企业不景气下了岗,生活陷入困顿,对这点她怎样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生活宽裕,自己家就要受穷。笔者家访时曾经看到其母领活回家来干(分拣废塑料管),3天(连晚上)的家庭劳动报酬只有6元多,每天只能挣得2元多。有人说,被送到学校的孩子们是一张白纸,让老师让学校教育描绘上最好的画。这当然有它的真实合理性,因为学校教育对人的成长是最有能动性的。可是同时,北京铁二中的李玲玲老师在K12网站论坛上撰文说:“我们的教育对象真的是白纸吗? 相信任何一个一线教师的答案都一样:不是。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一个多年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综合产物。……在我们拿起画笔之前,父母和社会已经毫不犹豫地涂抹了多姿多彩的颜色。我们竭尽全力,力挽狂澜。当这幅画在我们兢兢业业之后,所有的不完美都是我们的过失,谁叫你是初步成型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家庭,社会仿佛局外人,一下子来了精神:‘你们学校怎么搞的?’而绝少自省。”应该说她的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事实同样真实合理的另一面。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经常说:转变一个差生同培养一个尖子生同样光荣,可是笔者从教30余年(半数以上的时间是带比较好的班级),并未见过任何正式的转变差生的认定或者评价机制,却只见沿袭传统对培养了尖子生的教师频频褒奖,也不管这些尖子生具有什么样的教育资源背景,拔尖的成绩当中老师的培养占多大的比例。前几年自治区、南宁市对国际信息学竞赛金牌得主某高中生的所在学校和教师的奖励似乎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最近《中国教育报》上有关“教育均衡化”,或者如教育部基教司原司长、现部长助理李连宁的“教育均衡发展”的阐述,正是反映了对教育资源合理配置重要意义的认识或者再认识。再扩大一点视野,就全国范围看,目前东西部教育之间不均衡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距。据有关统计,东西部人均基础教育经费差距已经达到近10倍,小学生均经费从300元到3000元,初中从500元到4100多元,西部有的学校的生均经费远远低于统计上来的平均数。从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85年的38%迅速增至51%,在义务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支出仅占1.5%左右,而省级财政教育投入一般不超过20%,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县和乡镇财政困难使基础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证,其严重程度表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大面积教师工资拖欠,而学校的发展更难以顾及。在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得到比较好的财力支持,东西部教育的差别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文汇报》2002年5月21日《加大“义务教育政府办”力度》(刘成友文)提供了一组各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支持比例的中外对比数据:在中央、州、地方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上,美国为6.2:48.3:45.5,法国中央政府则分担了68.4%。而在我国,中央财政负担2%,省地负担11%,县里负担9%,乡镇负担78%左右。由于越到基层教育经费的负担越重,“教育均衡”的实现不能不说尚有一定的难度。目前要立即实现教育的真正均衡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能够正视教育尚未“均衡”,应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起点。南宁市2002年普通高中招生当中要求重点学校拿出15%的名额招收各校中考成绩名列前茅者(据《南宁晚报》2002年5月1日A1版报眼记者邵扬消息,今后三年内将逐步增至45%),也首次体现了政府对“教育均衡化”的认同,同时也就间接地说明政府已经正视或者说注意到教育差异性的存在。
  要求教育均衡发展并不是就一定要把所有地区、所有学校完全等同起来,削高填低,弄成虽“均”但“寡”的局面,而是在正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尽力帮扶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地区的学校。均衡发展不等于平均发展,李连宁同志今年早些时候说过:“首先,均衡发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缩小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发展的差距。第二,均衡发展不是一个模式、不是“一刀切”,而是要鼓励办出特色。……第三,均衡发展也不是限制发展,把高水平的拉下来。既要鼓励发展快的地区提高质量和水平,又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把水平不高的提上来。……要取消低水平的,鼓励优质资源的发展。第四,均衡发展从总的发展情况来讲,不搞‘锦上添花’,而是要搞‘雪中送炭’。”顾明远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挑明了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平等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人权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强调这个问题。人的权利就包括受教育权、发展权,人的发展权是指人除了吃饱穿暖以外还要发展。我们是尊重人权的,但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等。人权首先就是生命权——衣食住行是第一位的,但我们的义务教育既然已经实现了‘两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要求平衡发展……”不管对“教育均衡”怎么理解,无论如何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专家已经在关心并着手去做这件事情了,南宁一中作为南宁市“西部地区”的学校也确确实实进入了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立项建设学校的行列,这件事情的意义也许远远超出了一中历史命运的范畴,对老百姓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

2002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十四)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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